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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最出圈的话语，是一些刺耳论断——比如“文科都是服务业，总结起来就是舔”。此外，他把高考复杂的学科选择，压缩成一个问题：能不能吃上饭。

在这一框架下，新闻学被视为投入产出失衡，“孩子非要报新闻学就打晕”；历史学被归为“本科就业性价比极低”，出路集中在考公、教学或继续深造，岗位少、竞争大；更广泛的人文社科，被概括为岗位少、替代性强，没有家庭资源支撑就容易陷入低薪与不稳定。

这些判断粗糙，但并非没有现实基础。某招聘机构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人文学科毕业生就业签约率12.4%，明显低于理科29.5%和工科17.3%。岗位更多集中在门槛较低行业，薪资和稳定性也不占优势。

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种专业—就业差距会被迅速放大，转化为真实风险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的言论开始产生实际影响。

2

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2025年第3期上一篇名为《自媒体的公共信号与高考志愿报录》的文章显示，2023年张雪峰“新闻学评论事件”后，各省新闻传播类专业最低录取位次平均下降15%，且不同地区分化明显：如山东降幅超过30%，而福建不足5%。

类似效应也出现在历史学上。2023年后，多所高校历史学专业录取位次下滑，部分院校甚至出现招不满、依赖调剂的情况。不少原本倾向报考人文专业的普通家庭学生，转向法学、汉语言或计算机、电气等更具就业确定性的专业。

某种程度上，张雪峰的言论对文科招生势弱有推波助澜之力，他不仅改变了个体选择，也放大了人文基础学科的整体焦虑。也因此，他才会被广泛接受，由此形成一个螺旋。

本质上，他提供的不是完整的信息，而是一种确定感。在路径越来越复杂、容错率越来越低的现实中，很多人并不想或不能细致分析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立刻执行的答案。张雪峰用结论覆盖不确定性，这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情绪需求。

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。

张雪峰升学咨询产品大卖，背后是社会情绪的集中投射：人们把结构性困境，归结为个人志愿选择的对错，把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问题，压缩成“别选这个，应该选那个”。如此一来，复杂性被抹平，责任被转移，年轻人的选择被简化为一次次“避坑”。

而且，这种功利导向性建议，本身也并不稳定。

2020年，“张雪峰老师官方号”曾发布视频推荐土木建筑专业；四年后，行业急剧下行。当年按“稳妥路径”选择的学生，在毕业时却直面新的不确定——短短四年，楼起楼塌，恍如一梦。可见，他放大了现实情绪，也收窄了现实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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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雪峰的离去，并不会改变什么。文科招生的处境不会因此好转，毕竟，就业结构不会改变，产业需求不会改变，高等教育内部的分化也不会自动修复。但这里有一个常被混淆的问题——文科的“招生状况”，与文科的“价值”，从来不是一回事。

现实世界里，文科确实在收缩。复旦大学明确提出压缩文科招生规模、强化交叉培养；2015年前后，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主导，多所国立大学一度裁撤或缩减人文社科院系，引发“文科消亡论”的讨论。

这些变化本质是财政压力、就业导向与技术浪潮共同作用的结果——当资源有限、回报可量化时，理工科更容易被优先配置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判断只成立于“工具层面”。

毋庸置疑，文科的“市场回报”或许下降——就是俗话说的文科“无用”，但它的“社会必要性”并不会同步消失。

如果一个社会只按照短期回报配置教育资源，那么它确实会在某个阶段显得高效——就业更直接，路径更清晰。但长期来看，这种单一的“工具理性”，很可能带来另一种风险：判断力退化、公共讨论贫瘠、对复杂问题无力应对。

危险在于，当社会向效率极度倾斜，往往要等到问题累积到无法忽视时，才重新意识到人文的价值——但那时，培养这种能力所需的时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所以，文科今天的困境，确实首先表现为招生下滑、专业收缩，这是结构性现实；但它更深层的问题，是价值评估体系的单一化。当“有没有用”被简化为“能不能赚钱”，那么不仅文科会被挤压，连“人”本身也会被压缩。

也正因此，张雪峰的离开，并不会改变趋势。他所代表的，只是一个阶段性声音——在不确定时代里，用确定性回答焦虑。如果我们不反思那套单一的评价标准，那么即使没有张雪峰，也会有下一个、更极端、更有效率的“劝退者”。

撰文：北塱

编辑：钱琪瑶